□淄博日报/淄博晚报/博览新闻

　　记者 李可孝 刘淼 董振霞 刘伟

　　６月７日，张博铁路洪山车站。

　　随着淄矿搬迁，这里的德式老站房在岁月里寂寞矗立。一条条路轨绵延静卧，淹没在夏日的芳草中。而铁路两侧，著名的洪山大集依然繁华。

　　在年轻一代的注视下，120年的洪山老站阅遍繁华，在岁月更迭中沉寂。

　　洪山，是张博铁路淄洪支线的终点站。它并不那么显眼，却是民族复兴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站点。

　　这里，是中共“一大”代表王尽美、邓恩铭的播火地。100年前，中共淄博支部在此诞生。甚至，“淄博”这座城市的命名，也因之注入了红色革命的天然基因。

　　这是一座城市的历史自觉和时代担当。当淄博矿区第一粒革命火种点燃，从此，这座城市进入觉醒年代，在艰难摸索的历史巷道中，看到了新生的曙光。

　　历史，需要仰望。红色张博，信仰如芒。

　　A “五四”诱因

　　风云激荡的大时代，总会酝酿一些大事件。

　　1919年5月4日，“五四运动”爆发。也许没人想到，淄博，却是那块关键的“背景板”。

　　1919年巴黎和会召开。在这次一战战胜国的“分赃会”上，西方列强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：青岛租界、胶州湾、胶济铁路及其沿线矿区（包括三座矿山：潍坊的坊子煤矿、淄博的金铃铁矿和淄川炭矿）让与日本，从而引发轰轰烈烈的“五四运动”。

　　山东问题成为五四运动的诱因。淄博矿区则是山东问题中最核心的经济问题，山东问题图片。

　　“山东问题”成为引发“五四运动”的那根导火索。而“山东问题”中，青岛租界是主权问题的核心，淄博矿区则是经济问题的核心。

　　据《德国侵略山东史》记载，在德国对胶济铁路（包括张博支线）及其沿线附属厂矿的投资方面，淄博所占份额最大，而在淄博矿区中，又以淄川炭矿为最大。淄川炭矿，由此成为日本人摄取山东权益的最大经济诱因。这座因胶济铁路而崛起的工矿区，就这样加入了那场反帝反封建的世纪狂飙，也由此埋下了红色淄博的第一粒火种。

　　淄川炭矿，为那段波澜壮阔的百年历史搭起了主场景。

　　穿过洪山车站南侧的一个道口，向西走几十步，就是百年前淄川炭矿的老厂区。在德日占领时期，成千上万吨优质的煤从这里挖出，在洪山车站装上车，沿着淄洪铁路专用线运到张博线，再转胶济铁路运到青岛出海。解放后，人民政府接管这片矿区，于1953年成立淄博矿务局，2002年改建为淄矿集团。淄矿集团搬迁后，这里成为一家民营机电公司的厂区，周边则开发成现代化的社区。

　　百年沧桑变迁，这里早已找寻不到当年淄川炭矿的模样，但不远处那片由18幢“洋房”组成的德日建筑群，则见证着这个矿区的百年兴衰，定格着德日侵掠的屈辱印记，也注视着一个觉醒年代的到来。

　　伴随着列强资本的侵入和民族产业的兴起，淄博发展成为山东最大的工矿区，并诞生了一支规模庞大的产业工人队伍。至1919年，淄博产业工人数量达到33600余人，超过全省1/3。其中，日本鲁大公司经营的淄川炭矿有机器工人2700余人。这些机器工人大多来自上海、济南、天津等地，具有一定的文化和技能，受“五四运动”的影响和启迪，开始注意接受先进思想和学说。

　　淄矿博物馆采访图片。

　　1919年，淄川炭矿机器工人以许鸿宾等为首，发起成立了“淄川炭矿工人机器图算学校”，设有机械、绘图、算术、语文等课程，参加学习的多是青年技术工人和工人子弟。

　　1921年，淄川炭矿部分职员和工人发起成立了“淄川炭矿工人补习学校”，设有采煤、地质、数学等课程，吸收青年机器工人参加学习。

　　这些工人业余学校的创办，标志着淄博矿区的产业工人已经从“结帮结伙”的原始斗争，逐步走向谋求思想文化解放的新阶段。这些有文化、能识字、有理想的年轻工人，代表着那个年代最先觉醒的群体，无疑将成为未来中国革命的先锋力量。

　　地火在燃烧。他们蓄满能量，只待那暗夜中绽放的一刻。

　　大戏，即将开场。

　　B “一大”播火

　　作为红色教育基地，洪山马家庄图算学校每年都接待大批参观者。

　　沿着洪山车站的路轨南行1公里，就到了马家庄。在高楼林立的现代社区里，有一处保存完好的古朴院落，这就是淄川炭矿工人机械图算学校旧址，淄博工运的摇篮。

　　村委负责人对这里如数家珍。这本是王姓人家的一处私宅，后来成为矿工们的集聚地。院落的东屋，依然保留着原来的样貌。山墙上青砖砌成的“福”字，经历时代风雨，斑驳而深嵌。100多年前，中共“一大”代表王尽美，就是在这间屋子里成立了山东第一个矿业工会，点燃了“中国劳动运动之曙光”。

　　那是一个风云际会的年代。

　　1921年，中国共产党登上中国革命的政治舞台。作为工农政党，党的“一大”确立了发展工人运动的工作重心，毛泽东、刘少奇赴安源矿区，李大钊赴开滦矿区，王尽美、邓恩铭两位“一大”代表则先后来到了淄博。胶济铁路沿线的工矿区，就是他们最理想的播火地。

　　1922年6月25日，那是一个注定要载入中国工运史的夏日。

　　作为山东党组织的缔造者和早期领导者，王尽美来到淄川炭矿马家庄机器图算学校，召集淄川、大昆仑、南定、博山、西河一带的煤矿工人代表250多人，选举成立了山东矿业工会淄博部。

　　这是山东第二个工会组织、第一个产业工会。王尽美难掩激动之情，奋笔写下《山东矿业工会淄博部发起会志盛》一文，并在《山东劳动周刊》第一号上发表，赞颂淄博矿工的新觉醒：“发生此空前盛会，真令人惊异，我们欢乐到无所置此了……演说者痛快淋漓，鼓掌如雷，欢声震地，全神贯注，始终如一，真是中国劳动运动中之曙光啊！真是山东劳动界中空前之盛举啊！”

　　这一评价和定位实在是太高了。革命先驱的热烈之信念和豪迈之性情，穿越百年仍跃然在目，让人荡气回肠，拍案称奇。

　　也正是因这篇文章，“淄博”，第一次作为一个地区名称出现在党的文献中，这座城市从此注入了原生的红色基因。

　　从1922年8月到1928年10月，邓恩铭也多次到淄博开展工作。他利用其叔父任淄川县知事的便利条件，深入淄川县府机关、学校、矿井等处，广泛接触各阶层人士，宣传进步思想。为了便于接近工人，邓恩铭把淄川炭矿附近一家“宪章照相馆”作为秘密活动点。

　　“列宁唤醒了俄罗斯的工人，打倒了大官僚、大资本家，创立了一个崭新的国家。我们中国也有一个很了不起的人，他的名字叫毛泽东。对，我来讲一讲……”

　　这是红色电影《风暴》里的台词。时至今日仍让我们心潮澎湃。王尽美、邓恩铭又何尝不是如此，把主义和道理掰开了、揉碎了、讲清楚，告诉他们未来的红色世界是什么样子。

　　庄严的时刻终于到来。

　　中共淄博支部旧址。

　　1924年7月，在王尽美、邓恩铭的启蒙和领导下，淄博地区第一个党的基层组织——中共淄博支部（又称中共淄博矿区支部）正式成立，直属中共中央领导。这也是继济南支部之后，山东第二个直属中央的党支部。

　　从此，淄博革命的星星之火，沿着张博铁路，开始燎原。

　　C 红色“脉动”

　　穿行在洪山的街区，一处处红色印记，刻在了岁月的风尘里，也流在了一代代人的血脉中。

　　老照片，淄川炭矿大门照片。

　　今年70多岁的倪先生，是淄矿集团退休的宣传干部。这次采访，他成了热心的“导游”。他是20世纪70年代随父母来淄博的。“有一次，我来到淄博矿务局门口，看到门口有军人在站岗，挺拔威武。我从小就有军人情结，心想，就这了。”

　　在淄矿博物馆里，当来到1935年北大井透水惨案的展区时，倪老指着展墙上矿工遗骨的照片说：“这些照片都是我们拍的。1975年淄矿决定重新发掘北大井，我是井下三个拍摄者之一。”

　　现在，他已成为那次发掘的唯一亲历者，井下死难矿工的惨状给他留下了强烈的心理阴影，也让他对那段屈辱历史耿耿于怀。后来，在建淄矿博物馆时，他跑遍北京、天津、济南、青岛等地，收集德日对淄博矿区进行掠夺的相关史料，为最大限度还原那段历史不遗余力。“历史不容遗忘。只有记住来时的路，才能更好地往前走。”

　　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，总有某些情景勾起他们对那段血火岁月的记忆。

　　从淄川炭矿门口旧址向南，就是洪山大街。这里可是繁华街区，商铺林立，其中就有邓恩铭用作联络点的“宪章照相馆”。时光百年，宪章照相馆已几经整修重建，旧迹难寻，但当年的故事却仍在流传。

　　65岁的王爱英在街上经营着一家小超市。她说，她的公公叫刘佃发，当年就在宪章照相馆跟着学照相，解放后自己开了一家照相馆，在当地颇为有名。“我公公说那时他还小，经常看到有人来照相馆，只谈事情，不照相，还有一些人到他家里来住过，解放后才知是搞地下工作的。公公说他曾经和那些了不起的人物靠得那么近，真是幸运，也算是为革命做过贡献呢。这个牛可以吹一辈子。”

　　从洪山站到张博线，一条条路轨，穿越觉醒年代和血火岁月，奔涌着连绵不绝的红色“脉动”，并沉淀成一座城市的底色。而回望历史，关于淄川炭矿、张博铁路和焦裕禄的一些细节，更是带给人们一种别样的震撼。

　　沿着洪山火车站的路轨向南15公里处，有一座淄川炭矿下属的桃花峪煤井，当年焦裕禄曾在这里做过矿工，十几岁的他嘴里咬着昏暗的油灯，肩上拖着沉重的煤筐，在巷道中艰难地爬行；后来，他又被日本人抓进博山宪兵队的地牢，然后在博山火车站被押上火车，一路辗转运到东北的抚顺煤矿，几年后幸运地逃出，回乡参加了革命；1964年，已是兰考县委书记的他坐着火车辗转千里到八陡火车站，最后一次抱病回乡探母，用生命铸成县委书记的榜样。

　　红色，是一座城市的基因，也是一代代人的传承。

　　从王尽美、邓恩铭，到焦裕禄，沿着张博铁路，我们追寻一种信仰的力量。